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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来，关于饮食的建议似乎一直很简单：少吃红肉，多吃鱼。鱼肉更清淡、更“干净”，有益心脏健康，也被认为对环境更友好。

然而，当我们将动物福利、环境影响以及产业规模一并纳入考量时，这一选择逐渐显露出其复杂而多面的伦理问题。

就在最近几个月，这一体系的问题正不断浮出水面。最新数据显示，在短短三年内，水产养殖网箱中死亡的鱼类接近3600万条，而在被调查的养殖场中，超过75%存在无视相关监管规定的情况。

在英国，人们同样担忧工业化拖网渔船仍在“受保护海域”内作业。鱼类曾被视为优于畜禽肉类的“更好选择”，而如今却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处于“临界点”甚至“濒临崩溃”。这也让人们开始意识到，支撑这一体系的基础其实异常脆弱。

当然，从健康角度来看，食用鱼类的益处依然真实存在。在英国，官方膳食指南建议每周至少食用两份鱼类，其中一份应为富脂鱼类。

英国营养基金会（The British Nutrition Foundation）指出，这一建议源于2004年的一项报告。报告发现：“每周摄入两份、每份140克的鱼类……具有显著的健康益处，尤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，并在孕期为母体健康带来益处。”

鱼类富含蛋白质、碘、维生素B12和硒，而富脂鱼类还提供欧米伽-3脂肪酸和维生素D。近年来的研究也持续支持其对心脏健康的积极作用，同时有新证据表明，鱼类摄入可能与降低认知衰退风险相关。

换言之，“多吃鱼”的建议本身并没有错。事实上，大多数人的摄入量仍然不足。以英国为例，人均鱼类摄入量约为每周一份，而富脂鱼类的摄入更为有限。

不过，英国营养基金会也指出，这一建议存在重要前提：“增加鱼类摄入量可能带来群体健康益处，但必须与可持续性问题相平衡。”

问题，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变得复杂。

长期以来，鱼类被视为比肉类更清洁、更环保的替代选择，但现实情况远比这一认知更为碎片化。“问题并不在于‘鱼还是肉’，而在于鱼来自哪里、如何被捕捞或养殖，以及具体是哪一种鱼类。”海洋保护协会（Marine Conservation Society）“优选鱼类指南”负责人Kerry Lyne表示。

某些海产品的环境影响确实可能低于肉类，但这种比较往往只聚焦于气候维度，而且通常基于最有利的指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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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牛肉生产带来的森林砍伐和甲烷排放不同，渔业造成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环境影响 — 不那么直观，却同样深远。例如，底拖网捕捞一次就可能破坏多达四分之一的海底生物，被形容为对海底“森林”的清场式砍伐。同时，这一过程每年还会释放约3.7亿吨二氧化碳，几乎相当于整个英国一年的排放量。

水产养殖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陆地养殖。养殖三文鱼的碳排放甚至可能高于鸡肉生产，而其饲料依赖野生鱼类，这进一步加剧了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压力。换言之，它叠加了工业化养殖与野生捕捞的双重影响。

与此同时，人类的消费结构也促使问题加剧。在英国，仅三文鱼、鳕鱼、黑线鳕、金枪鱼和虾这五种海产品，就占据了约80%的消费量。这种高度集中的需求，使得有限种类的海洋生物承受了巨大压力，而其他更具可持续性的物种却鲜有人问津。

即便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设立的制度，也正在承受考验。英格兰近40%的海域被划为海洋保护区，但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，这些区域内仍有超过130万吨鱼类被捕捞。有批评者将其称为“只存在于纸面上的保护”，直指政策与现实之间的落差。

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捕捞配额上。针对东北大西洋鲭鱼，科学家建议将捕捞量减少70%以保护种群，但各国政府最终仅同意削减48%。

结果是，“可持续”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，而未真正落实到实践之中。这种落差也逐渐体现在消费端。今年早些时候，英国零售商Waitrose成为首家暂停销售鲭鱼的超市 — 这种鱼类曾被视为兼具营养与可持续性的代表。该公司表示，鲭鱼“已不再符合我们的负责任采购标准”，并强调此举旨在应对过度捕捞、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，未来仅在资源恢复后才会重新上架。

如果说环境问题已经让鱼类消费变得复杂，那么动物福利问题则进一步改变了这一议题的性质。

“在科学界，鱼类能够感受疼痛和不适已被广泛接受。”瑞典哥德堡大学鱼类健康与福利专家Lynne Sneddon教授表示。

她的研究表明，鱼类对疼痛刺激的反应并非简单的条件反射。“处于疼痛中的鱼会忽视新奇或令人恐惧的事物，也不会表现出正常的反捕食行为，因为它们的注意力被疼痛状态所主导。”她说，“鱼类是高度智能的动物，具备复杂行为，因此应被视为具有感知能力、能够体验疼痛和不适的个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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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陆地动物相比，鱼类的生活几乎完全隐匿于人类视野之外，因此也往往游离于动物福利监管体系之外。“在鱼类养殖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情，如果发生在陆地动物身上，将被视为完全不可接受。”Sneddon教授指出。

例如，在三文鱼养殖中，鱼体可能遭受海虱寄生，寄生虫钻入皮肤并造成损伤。而用于去除寄生虫的处理方式 — 包括将鱼放入高温水中，或通过强水流冲刷 — 本身也可能造成伤害，甚至剥落鱼体的皮肤和鳞片。

“如果公众看到一头牛或一只羊在田野中被寄生虫覆盖，必然会引发强烈反应，”她说，“但由于鱼类生活在水下，这些情况往往被忽视。”

鱼类福利促进协会（Fish Welfare Initiative）的Haven King-Nobles表示：“鱼类与我们不同……它们与我们这些哺乳动物灵长类之间存在距离感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容忍一些对待鱼类的方式，比如用鱼钩刺穿它们的嘴，而这种行为若发生在陆地动物身上是不可接受的。”

“我们忽视鱼类，是因为这样更方便。许多人喜欢吃海鲜，也不愿为此付出更高成本；而如果渔业和水产养殖行业真正将动物福利纳入考量，就必须对现有生产方式进行重大调整。”

此外，还有一个规模问题，以及我们如何“计数”鱼类的问题。

“无论是养殖还是捕捞，鱼类产业的规模都大得令人难以想象，”King-Nobles表示，“全球大约有1000亿条养殖鱼类 — 这几乎相当于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人口总数！而野生捕捞每年则涉及1万亿至2万亿条鱼类的死亡。遗憾的是，这些数字都只是估算，因为鱼类通常以重量而非个体数量进行统计，这本身就反映出我们对它们赋予的道德价值之低。”

这些数字令人震惊，也难以具象化。我们习惯用“份”来理解食物：一块、一片、一份。但对于鱼类而言，这种简单的计量方式往往并不成立。

以一份普通的三文鱼鱼排为例。表面上看，这只是来自一条鱼的一部分，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。有估算显示，每食用100克三文鱼，可能需要约172克野生鱼类作为饲料 — 这意味着一份140克的鱼排，背后可能“消耗”约240克其他鱼类。

换句话说，为了吃下一块三文鱼，可能已有数条鱼为此付出生命。这样的情况，在食用牛排时并不常见。
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鱼类是“更糟糕”的选择，也不意味着应该完全停止食用。正如海洋保护协会所建议的，消费者可以通过避开“红色评级”的物种、增加食用种类的多样性，并选择如英国捕捞的无须鳕（资源较为丰富、管理较好）、养殖鳟鱼（环境影响通常低于三文鱼）以及蓝贻贝（可通过滤水改善水质）等选项，从而做出更负责任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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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这一过程并不总是容易。“负责任来源”或“可持续来源”等标签或许能提供一定参考，但并非最佳实践的保证。“这些声明通常基于企业自身制定的自愿采购标准，”Kerry Lyne指出，“虽然部分企业执行较为严格，但不同企业之间的数据标准差异较大。”

归根结底，最可靠的依据仍然是清晰的信息 — 鱼的种类、来源，以及捕捞或养殖方式。“如果缺乏这些信息，就很难做出知情选择，”她说，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建议消费者向销售人员、鱼贩或餐厅服务人员询问更多细节。如果仍无法获得信息，我们的建议是放弃购买。”

将鱼类视为一个简单答案 — 一个可以轻松替代肉类、解决伦理与环境问题的选择 — 的观念，已经难以成立。

这一观念之所以长期存在，部分原因在于“可见性”。我们可以看到田野中的牛羊、鸡舍里的鸡、圈栏中的猪；而鱼类则生活在水下、网箱中或渔网里，它们的生命与死亡，以及渔业活动带来的环境破坏，大多隐藏于视野之外。与此同时，尽管已有80多项研究表明鱼类能够像人类一样感受疼痛，我们仍往往未将其视为应获得同等保护的有感知生命。这种距离感，使我们更容易忽视其背后的规模、系统与权衡。

鱼类或许依然是餐桌上最健康的选择之一。但在这些体系被真正呈现于公众视野，并接受与陆地动物同等的审视之前，它也将持续成为最复杂、最具争议的选择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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